对伊斯坦布尔的想象，最初来自奥尔罕·帕慕克的书。他说，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充满“呼愁”的城市——博斯普鲁斯的雾、破产的奥斯曼宫殿、落灰的街角。后来读了《佩拉宫的午夜》，才知道这座城市藏着多少秘密——间谍、作家、流亡者、酒店走廊里低声交谈的人。
直到站在加拉塔大桥上，看金角湾的水在黄昏时分变成暗金色，才真正感到这座城市略带悲伤的浪漫。你走过的那些街道，圣索菲亚的猫——见证过太多从拜占庭到共和国的故事，也习惯了告别。
去了亚洲岸的卡德柯伊走了走，比欧洲岸松弛许多。街上全是放学的年轻人，笑得比海鸥还大声。坐轮渡返回时刚好是傍晚，两岸的建筑变成了剪影，还看到了海豚。在多尔玛巴切宫看到了凯末尔去世的那个房间，时钟停在九点零五分。从岸边一路上坡走向独立大街，窄巷里不断冒出设计感很好的书店和酒吧，还有满墙的涂鸦。
伊斯坦布尔不是这次旅行的目的地，简单停留后回到生活。
哥德堡一直在下雨。我在一家叫做Akai Koi Sushi的街边日料店，店铺很小只有我一个客人，看老板一个人不慌不忙料理着一切。音乐很好听，伴着街上电车的叮当声和雨声。
多年前收到过一张来自哥德堡的明信片，即便有许许多多别的理由和借口，这次旅行经过这里其实也是想看一看原来是怎样的生活，是否真的让人心动。
早上去了南群岛，邮票也是在岛上买的。若是夏天来一定是个很适合做梦的地方。
这几天胡思乱想，好像自己走丢了，住在了点着一盏灯的船上，就这么飘飘摇摇的。
He who wants the world to remain as it is doesn’t want it to remain at all
到柏林的那天在下大雨。在机场对着指示牌研究了好一阵，才弄明白该坐哪一趟车进城；等赶到站台，车却改到了别处，还晚了点。
旅馆的房间像是停在了上个世纪：一台方方正正的小电视，一块暗绿色的桌板，墙上几个老式的插座和开关，除此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。简单，干净得近乎冷淡。
雨后的早晨很好。天是洗过的蓝，空气凉而清透，街面还湿着，阳光照上去一片亮。去了柏林大教堂和博物馆岛上的老博物馆。
只是快入冬了，太阳落得很早。不到五点天就黑下来，傍晚走在菩提树下大街上，行人裹紧大衣匆匆走过，整条街空旷而清冷。
离那条街不远，有一家很大的书店，叫 Dussmann，我特别特别喜欢。德语一个字也看不懂，却还是每一层都转了个遍。封面设计很好看，几乎每一本都想拿起来翻翻。那天正好有读书会，一位很有气质的女士在讲一本书，下面坐满了人，听得很认真。地下一层是唱片和音乐相关的东西。
柏林的地铁站很旧，墙面、站牌、灯光都带着几十年前的样子，却不显得破败，反而很有味道。
当然去了柏林墙，去了国会大厦，去了恐怖地形图，也去了一些记录那段历史的地方。查理检查站附近依然能看到苏联留下的印记，却并不突兀，就那样安静地嵌在街景里。
有一天晚上，在 Babylon 电影院看了一场黑白电影，刘别谦1933年的《Design for Living》。原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放映，影片放完，灯光亮起，才发现这是一场颁奖礼。周围坐着的全是上了年纪的德国人，台上台下说的都是德语，我完全听不懂，就那么硬是坐着听完了。坐在我左右的人，笑点也完全不一样。
听了一场柏林爱乐，佩特连科指挥，雅纳切克的《拉赫舞曲》、巴托克的《神奇的满大人》组曲，下半场是斯特拉文斯基的《彼得鲁什卡》。座位在乐队后面，面朝着指挥。
柏林和布拉格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相似。只是在布拉格时，总觉得过去被悄悄忘掉了；在柏林，却处处都还记着。
离开那天是个晴天。不出意外，火车又晚点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