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hiqi Chen

在诺丁山，我看见一个男生向一个女生 say hi，她略带疑惑地回过头，旋即露出一丝淡淡的、有些惊讶的笑容。两人轻轻拥抱，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。

伦敦这座城市我很喜欢。尤其是夜里，灯光一亮，街道依旧繁华，很有烟火气。建筑保留着旧时的样子，街边商铺的装饰也各有各的心思。回来之后很久都没倒过时差，脑子里还回味着伦敦的故事与氛围。

每到一个城市，我都想留下一小段文字，记下当时的心情和感受。可一年年过去，人也变得迟钝起来，很难再把心里所想准确地写出来——那些开心和遗憾，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字眼，其实挺闹心的。

这一年过得不太开心，因为工作上的事吵过好几次架，也很少有自己的生活。年初在巴黎偶遇十年未见的朋友，本来让我对这一年有了特别的期待，想多见见老朋友；可如今回头看，过去一整年只见了三个朋友，都只是短短的一两天，突然有点生自己的气。

所以这次我推掉了手上的工作项目，特意飞去伦敦见这位许久未见的朋友。我们约在一家炸鱼薯条店，她从公司赶来，穿着日常的衣服，没怎么刻意打理，显得很亲切。和她已经近三年没见，坐下来一边翻菜单一边聊起各自的琐碎事，时间一下就拉近了。点了招牌炸鱼薯条，随意挑了两种叫不上名字的鱼换着吃，炸得蓬松，看上去分量很足，其实也就半条的样子，味道倒出乎意料地不错。

饭后走在伦敦的街上，下午刚下过一阵小雨，路上的积水倒映着灯光，我很喜欢。我们走了好久好久，从考文特花园一路弯弯绕绕走到贝克街。一路上聊了很多，这几年攒下的故事，得意的，失落的，那些自己一个人想了很久的事，也顺着夜色一点点说了出来。她讲她的，我讲我的，偶尔停下来等红灯，又接着说下去。有些话原本以为不会再提起，那一刻却落得很轻。心里很安稳，有一种奇异的安全感。

唯一的遗憾是时间太短，没能去成牛津，没能看到白崖，也没去成爱丁堡。我特别喜欢《One Day》，没记错的话，取景地就在那里，要是能站在电影里那片山坡上俯瞰城堡，一定很美好。

到布拉格是夜里。下了飞机，满眼都是看不懂的文字，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真的来了东欧。从机场坐大巴换地铁到酒店，外面雾气很重，路灯昏黄而古旧，照在湿漉漉的街上，真有一种老城的味道。地铁上遇到查票的，穿戴仍是苏联那一套，连递过来的证件也带着旧时代的痕迹——上面一颗红星，磨得早已褪了色。

来布拉格是为了老城广场，为了卡夫卡，为了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，也为了去东欧的书店看一看。书店去了几家，旧书店尤其多，门脸不大，进去之后却深得很，木地板踩上去吱吱响。捷克语的书排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英语和德语版的旧书塞在角落，店主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不怎么招呼客人，自顾自地读着自己手上的书。其中一家叫 Shakespeare，跟巴黎塞纳河边那家同名，离卡夫卡博物馆不远。

在这里听了一场马勒，又看了一场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。歌剧院和音乐厅里几乎都是老人，衣冠整齐而郑重，年轻面孔很少；而广场上、街道上的年轻人却是另一番样子——一群一群地喝酒、嬉闹，放肆地挥霍夜晚。那几天心里说不出地气愤，仿佛布拉格之春，仿佛过往的种种苦难，都被悄悄地忘掉了。

最让我触动的是一个傍晚，广场上有个老太太拉着一架破旧的手风琴，唱着苏联时代的歌。声音不大，琴音有些走调，却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周围人来人往，肯驻足片刻的人没有几个，更别说投几枚硬币。我只看到另一位老人站在不远处，听了好久。

也去了查理桥，去了城堡。桥上雕像被游客摸得发亮，每隔几步就有街头艺人在拉琴或者画速写。城堡那边风很大，从上面望下去，整片红屋顶连在一起，远处是伏尔塔瓦河的几道弯。

一个清晨特意起得很早，去伏尔塔瓦河边看水禽散步，天色还很淡，河面是灰蓝色的，几只天鹅慢慢游过来，又游远。耳机里正放着斯美塔那的这一曲。又在一个傍晚离开老城，登上了电视塔，看到那些奇怪的、爬在塔身上的雕塑——没有面孔，背对着城市一路往上爬。

Though I had long grown accustomed to traveling alone, solitude invariably arrived unannounced on the third night. As ever, I ventured out, hoping to wander through the nocturnal streets in search of solace. I consider myself a rational person, yet my subsequent actions were guided purely by intuition. I ran through the Louvre, past the Seine, and by Notre-Dame, driven by an intense longing to encounter her amidst the Parisian streets veiled in night. But when I suddenly looked back, she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midst of that flickering light. Thus, I boarded the night metro, leaving the heart of the city behind, and ascended to the Basilica of the Sacré-Cœur on Montmartre. I sought to calm my troubled soul, and I must confess that the profound emotion I felt in that moment gave me a sense of salvation. The years of toil and solitude erupted in that night, utterly dismantling the emotional walls I had erected within myself.